今年的第二次全国会议，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重要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标准》（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标准》）草案送审。
《生态环境法》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冠以“法典”称号的法律。草案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附则五个部分。
从化学品、电磁波、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到山水林田湖草场综合保护和系统治理，绿色低碳先进发展生态环境标准草案系统整合了30余部现行生态环境法律，系统全面地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一种编码方法。
不少学者表示，生态环境标准的制定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从法理上讲，完成了从宪法精神到部门法律秩序的系统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事实上，为“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他从全球视野展示了中国保护生态的行动的智慧和决心通过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格的法治，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在正确的时间
民法典颁布施行以来，我国第二部法律法规的走向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活动大会上总结民法编纂经验时强调，要在具备条件的立法领域及时推进编纂工作。 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方案，提出“考虑在环境法、教育法、基本行政法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启动编纂工作”。
一些学者rs回顾说，随着《民法典》的通过，中国当时正在准备编纂过程，其中包括几乎所有部门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法研究组副组长王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刑法、教育法、行政法等领域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他表示，他正在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第二部法律是《生态环境法》？
条件成熟度是理解此编码开始的关键。全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委员长、环境资源法研究组组长陆忠梅曾表示，判断当今中国生态环境标准编纂的条件是否成熟，有几个根本问题：必须回答离子。其次，对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第三，是否确实存在实行环境法的制度激励。第四，环境法理论是否足以支撑法律知识的系统化。这些是确定环境法领域是否可以被视为“成熟”并因此进入编纂过程的“门槛”。
我国生态环境有30多项法律和大量的理论研究。王进回忆，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时，卢中梅说：“推动我国环境领域的投资立法，应该从哪里入手呢？”经过讨论，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启动了中国环境资源法编纂研究系列重大项目。法规。 100多位环境法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参加，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提交了生态环境法规专家建议草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各界在“适度编纂”路径、立法技巧等基本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不少研究者表示，除了条件成熟之外，最重要的是规范的编纂离不开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和党中央的支持。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修改、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2018年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国务院改革，设立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保护。
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提出，积极研究推动环境标准（生态环境）等条件成熟领域的编制。同年11月，生态环境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王进先生表示，虽然两者都是法律法规，但生态环境法与民事法律有很大不同。 “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是私法的编纂，保护私人利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生态环境领域问题，保护公共利益。涉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注重公法的协调。因此，生态环境法规的编写是我国法律编纂的又一重要追求。”
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有力的合作
事实上，从环境法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来看，生态环境法规的编制已成为大势所趋。
日本的环境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体系化过程。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条例（试稿）》，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的环境保护法规，被认为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开端。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法》）。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法研究组执行主任刘长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乏立法经验等原因，我国的立法理念是“观望”。有句话说：“成熟时发现每一步”。国会在1979年环境保护法之后增加了“测试”一词，这个词本身就有实验和测试的意思。
十年后，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环境保护法比试行法在制度和内容上更加科学，形成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和生态两大支柱的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法律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路径也很明确，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不断颁布和修改单行法律，防治大气、水等环境因素污染。
迄今为止，日本已形成了涵盖30余部法律、100余部行政法规、1000余部地方性法规的环境法律体系。
但这条道路在后来的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理论上，基本法和单行法适当配合更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制度需要。但实践中缺乏统一的立法理念。因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虽然众多，但并未真正形成体系，各自为政、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矛盾，制度上的空白和漏洞依然存在。””吴长兴说道。
鲁中梅以《污染防治法》为例指出，《环境保护法》与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防治法的规定重叠率达到30%。由于相关法律的颁布日期和提出法案的行政机关不同，一些法律经过多次修改，导致法律之间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虽然基本制度已经统一，但个别法律的适用原则、适用程序、适用条件和制裁形式等方面存在不一致，给环境法的适用和司法造成了困难。
刘长兴认为，这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立法思维有很大关系。 “私法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之间具有高度的通用性，其制度也相对稳定。公私法然而，aw更多的是关于社会变革。例如，当水污染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凸显出来时，这方面立法的紧迫性就首次凸显。因此，环境保护法常常是针对重要的、具体的环境问题单独制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他们之间的医疗协调消失了。”
然而，环境领域问题的最重要特征是各种生态因素密切相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组副秘书长季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水和大气就密切相关。”如果不去除，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而且最终会变成酸雨，影响水和土壤。这就是为什么现有的法律只关注个别要素并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女士。”
又如，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按照民事责任法的规定规定了排放污染物的民事责任。当你笑看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时，环境保护法接替了。但2016年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时，依据民事责任法却没有相应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水污染案件和空气污染案件时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可以使用，导致不同的试验结果。
因此，环境规范的编纂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环境法的普遍趋势。 “由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不同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逐渐引入了环境法。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家面临许多法律之间缺乏协调的问题，这导致了环境编纂的热潮。”援助巩固。
“法典是法律编纂的最高形式。编纂的目的是为了统一一个共同的制度，消除各个法律之间的不一致和重复，弥补制度的空白，形成范围更广、协调性更好的制度。”刘长兴说。
卢还认为，如果继续走之前基本法的道路，需要先修改环境保护法，然后再修改30多部相关法律和数千条法规。工作量和难度与编码相当。
2000年前后，我国环境法的总体框架基本确定，环境法的体系化问题受到更多关注，编纂工作逐渐进入议事日程。 2003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首次提出制定环境法，并提出当条件合适时，应考虑编纂环境法。
在生态环境标准编制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委员沉春耀表示，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10部现行法律已经完成制修订，全部纳入生态环境标准。一旦该准则经过审查和批准，以前的法律将不再有效。
如何应对新需求
“法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用的，什么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继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大学环境陈海松教授全程参与的武汉市法学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草案的编制不仅系统解决了环境立法中的遗留问题，形成了前后一致、逻辑严密、内部统一的监管体系，而且提高了立法质量，回应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关切。
《生态环境条例第3号》以《循环工程》和《水污染防治法》关于“15个小型生产项目”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为例。三审稿第299条规定，“国家禁止建设火力发电项目和其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 ”
该规定出自《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禁止新建火力发电项目和其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作为相应的法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建设造纸、制革、火力发电等小型生产项目，违反本法规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重污染水体的。”由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责令关闭环境。”
陈海松指出，“建设”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等各种情况。他指出，《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第一项义务是“禁止新建”，但后续义务属于“违规建设”，这是不可以的。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应保持一致并统一。
为此，生态环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将这些规定统一为相关规定，并将“新建”统一为“建设”。看似一字之差，背后却隐藏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要求的变化。随着低碳绿色发展目标和“双碳”目标的出台，我国针对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例如，《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防治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必须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新建、改建、扩建“二级”项目必须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规划。”
“因此，生态环境法规草案对小型生产项目提出了更严格的规定，更符合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陈海松说。
最严谨的理念体现在生态环境规范项目的各个方面。陈海松表示，法制责任部门将聚焦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精准施策，维护公众健康。他说，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规定，保护生命权益和生态环境。
例如，法案规定了生态环境诉讼中的禁令保护措施，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这w将进一步强化第三方服务组织的法律责任，加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过程中欺诈和失实陈述的处罚力度。
从今天开始走向明天
王进表示，从陆地环境科学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二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的，但是仅靠这两个领域并不能涵盖当今中国的所有环境问题。
“污染虽然可以得到控制，但我们看到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方面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综合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也有社会消费相关问题，如科技发展、塑料使用等。”“这些问题首先需要防范风险，但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薄弱。”王进说。张继文还表示，中国已经进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阶段，因此法律体系和法律法规必须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相适应。
从统筹看，从横向现实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低碳绿色发展是中国环境保护的三大领域。从垂直时间上看，这些对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来说意味着“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本质上讲，所有的环境保护最终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系统。”固结认为，虽然由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进展，比如中国的“蓝天保卫战”，污染问题已经过了一定的窗口期，但生态保护和资源消耗问题日益严峻。因此，生态保护已成为我国当前环境保护活动的重点。
除了解决“昨天”的问题，生态环境法草案还考虑“今天”和“明天”。
截至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方案尚未决定将该标准称为“环境标准”还是“生态环境标准”。天气非常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伟表示，标准名称“生态环境标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综合成效，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绿色环保标准”这个名字更强、涵盖范围更广。 ”
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加强协调和整体思考，加强污染防治。卢忠梅认为，中国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分属经济法和行政法两个子系统。这些法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或国务院各部委提出。具体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办、行政法办以及司法部各法制机构负责。
“例如，“河流、湖泊不仅由水组成，而且由底栖生物和水生生物组成，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草案在强调通过统一框架对“山、河、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管理的同时，也扩大了现有生态系统的保护范围。例如，沙漠因难以进入而在传统资源法中没有涵盖，但现在生态环境法草案单独对沙漠进行了规定和保护。 ”整合说。
从绿色低碳发展的角度，将其纳入生态环境法规草案中。沈春耀表示，我国尚未制定气候变化、碳达峰与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法律。生态环境法草案对此作出了一些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体现了生态环境法的现代性、前瞻性。重新审视本准则。鲁中梅指出，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同时制定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立规定，是中国环境立法史上的重要创新。它打破了环境规制的传统范式，深刻阐释了保护与发展之间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将中国独特的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相结合，为法治发展作出贡献。
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生态环境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生态保护这一章节引起了很多讨论，其中包括生态保护活动的执法、跨部门合作等问题。
与p上的合法内容不同污染防治纳入环境环境标准草案，但原有法律并未保留，在生态保护领域，保留了20多部生态保护法律，生态环境标准草案呈现“双法源”结构。王进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政策有力、技术先进、确定性不够的条件下，环境法规的编制是基于一定的原则，将构成环境法规法律基础的单项法律全部或部分纳入或保留。
“双法源”格局将带来新的挑战。陈海松认为，执法要慎重处理，避免影响生态环境达标的基本情况。王进表示，今后要提高立法解释水平，纠正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提高立法质量来消除偏差。
从整合的角度来看，法律和制度设计是复杂的。一个概念越先进、越科学，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操作系统就越困难。 “特别是在生态领域，对山水、森林、田地、湖泊、牧场、沙地的统一管理，需要不同部门的权责整合，不可能通过法规一蹴而就。虽然新阶段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我国环境立法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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